一、

上一篇《贾南风》的结尾有些仓促了，这篇开个番外，聊聊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的过程，事情又是怎样一步步恶化到不可收拾的。

大风起于青萍之末，一场乱世、一个大时代，往往起源于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公元295年10月，洛阳武库起火，数百年积累的珍宝被焚烧殆尽，包括汉高祖刘邦的斩蛇剑、王莽头、孔子履等珍贵文物，以及可以武装两百万人的装备器械。

这些珍宝保存了数百年都没事，为什么在晋朝盛世的时候，突然一场大火就烧没了？

从玄学的角度看，这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。

大火焚烧了秦汉帝国的重要印记，然后在一片废墟之上，开启了金戈铁马的乱纪元。

早在东汉末年的时候，大量的羌人、杂胡就迁徙到陕甘宁一带，经过一百多年的繁衍生息，他们甚至渗透到关中地区。

但晋朝是传统的中原王朝，并没有把羌胡部族当成自己人，充其量看作一种会说话的畜生，动不动就捕杀、贩卖、做奴隶，那些羌胡部族生活的非常惨。

到公元296年的时候，他们终于忍不住了。

匈奴人郝度元煽动冯翊郡、北地郡、安定郡的羌胡造反，兵力达到数万，纵横关中。而征西大将军、赵王司马伦屡战屡败，雍州刺史解系领兵多次作战，也做了郝度元的手下败将。

其他羌胡部族一看，原来晋朝这么弱，立即信心爆棚，于是“秦、雍氐、羌反，立氐帅齐万年为帝”，整个西北乱成一锅粥，还拥立氐人齐万年做皇帝，和晋朝分庭抗礼。

贾南风和执政班子感觉不行，必须立即扭转战事，否则迁延下去要出大事情，便召赵王司马伦到洛阳做车骑将军，另外派梁王司马彤为征西大将军、都督雍凉诸军事，全权负责平定以齐万年为首的武装叛乱。

此外，御史中丞周处也被派到前线，隶属安西将军夏侯骏，共同在梁王司马彤的麾下效力。

周处就是“周处除三害”的主人公，籍贯江苏，父亲做过吴国鄱阳太守，典型的江东世族，晋朝治下的二等公民。

所以齐万年听说周处来了，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周府君有文武材，若专断而来，不可当也。或受制於人，此成禽耳。”周处要是有战争决策权，那我齐万年必败，如果周处也是听指挥的，则周处必败。

一句话，道破吴国世族不受晋朝信任的问题。

周处刚到关中，梁王司马彤和夏侯骏便交给他五千兵马，让他正面攻击拥兵七万的齐万年。周处说，肯定打不过啊，你们再做一下方案？司马彤和夏侯骏不管，命令周处立即出发。

结果战争从早打到晚，周处力战而死，五千兵马覆没。

贾南风和执政班子看明白了，平定叛乱得用人不疑，不能搞制衡了。司空张华也说，司马氏诸王“皆雍容骄贵、师老无功”，根本没有战斗意志，推荐协助贾南风政变夺权的孟观，全面主持讨伐齐万年的战事。

至于梁王司马彤和夏侯骏，你们都靠边站吧，打仗的事你们别掺和了。

贾南风同意了张华的意见。

孟观是公元298年底出发的，此后三个月间“身当矢石，大战十数，皆破之”，到公元299年正月，就在扶风郡美阳县击破叛军，俘虏齐万年，因功升为右将军。

这场不知名的平叛战争，打了将近四年，整个过程中暴露出几个严重的问题——

1、胡人的军事力量已经相当强大，并有了政治觉悟。一旦晋朝的军事力量衰落下去，胡人便再无顾忌。

2、司马氏诸王的军政能力堪忧，自从司马炎驾崩以后，再也没出现一个文武双全的角色。

3、吴国世族北上之后，完全融不到晋朝的老牌世族圈子里。

4、孟观等寒门将领的立功欲望强烈，希望在战场上博功名，和世族们比肩而立。

这四个严重的问题，基本上决定了晋朝的后续走向。

二、

平定齐万年叛乱后，太子洗马江统写了一篇《徙戎论》，建议把匈奴、氐、羌等胡人部族迁徙到塞外去，从此晋人归晋，胡人归塞，井水不犯河水。

江统的建议是正确的，但是提出的太迟，已经没用了。

毕竟胡人部族迁徙到中原地区，是从东汉年间开始的，到西晋时已经一百多年了，根本不是一朝一夕能驱逐出去的。

所以“朝廷不能用。”

贾南风不能迁徙胡人，却能在宫里杀太子。

公元299年，太子司马遹流露出不满贾氏的态度，为了贾氏族人的荣华富贵和生命安全，贾南风撺掇司马衷废太子，随即派人用药杵杀死司马遹。

太子是王朝正统的象征，也是王侯将相们延续利益的保证，贾南风杀了太子，不仅破坏了晋朝的法统，也让所有人的投资、站队成了无用功。

于是，太子司马遹之死，成为点燃晋朝火药桶的星星之火。

赵王司马伦是晋宣帝司马懿之子，是现存资历最深厚的宗室重臣，被召回洛阳之后，执掌了一部分禁卫军的兵权。

他察觉到人心的变化，便和一部分禁卫军军官联合起来，于公元300年4月，以“匡扶社稷、为天下除害”的名义发动政变，诛杀贾南风和贾谧、董猛等亲信，把张华等朝臣夷三族。

八王之乱的潘多拉魔盒就此打开。

为什么？

因为人的欲望被激发出来了。

政变成功后，赵王司马伦自封为使持节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相国、侍中，事实上成为晋朝权力最大的人。

在其他的司马氏诸王看来，发动一场政变就能得到这么大的收益，简直是一本万利。那赵王司马伦可以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？

而政变刚成功时，“文武官封侯者数千人”，一年后司马伦登基称帝，又下令“郡国计吏及太学生年十六以上皆署吏，守令赦日在职者皆封侯，郡纲纪并为孝廉，县纲纪并为廉吏”。

这些命令的意思是，凡是有职位的官员都封侯，没有工作的学生和临时工都给编制，郡功曹和县主簿等基层官员都给功名，方便以后升迁。

在论资排辈的官员看来，藩王发动一场政变，就能得到这么多好处，如果再追随其他诸王政变，利益是不是可以指数级暴涨？

此外，司马伦的谋士孙秀在政变中立下大功，一夜之间成为中书令，执掌朝纲摆布江山，所有的人事任免，所有的大政方针，都要经过孙秀之手。

对于那些有政治野心的寒门精英来说，孙秀简直是做了一场示范，亲身指出了一条寒门精英实现理想的捷径。

简而言之一句话，所有人都发现了，原来出人头地这么容易。

不需要论资排辈，不需要积累功勋，不需要出身世族，只要跟对人搞一场政治投机，就能得到别人三代才能积累到的家业。

治世的秘诀是重整秩序，把所有人的欲望都压抑下来，往往需要数十百年才能做到。乱世的核心的打破秩序，把所有人的欲望都释放出来，一夜之间就能做到。

所以说，赵王司马伦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，释放出人心的欲望，开启了乱世的大门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八王之乱进入了最高潮。

公元301年3月，镇守许昌的镇东大将军、齐王司马冏联合豫州刺史何勖、龙骧将军董艾，以清君侧的名义，起兵讨伐司马伦，夺取晋朝的中枢大权——

“移檄征、镇、州、郡、国：逆臣孙秀，迷误赵王，当共诛讨。有不从命者，诛及三族。”

檄文发布以后，镇守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响应，统兵二十万南下。常山王司马乂响应，留守常山做司马颖的后援。镇守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响应，派寒门武将张方统兵出关。

三王和司马伦的军队作战两个月，死了将近十万人，才攻入洛阳取代司马伦，拥立晋惠帝司马衷复位。

凭借讨伐司马伦的功劳，齐王司马冏成为大司马、加九锡，“如宣、景、文、武辅魏故事”，成都王司马颖做了大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事、加九锡，河间王司马颙是侍中、太尉，常山王司马乂改封长沙王，晋升为开府、骠骑将军。

一场战争打完，司马氏诸王都收获了胜利的果实，追随他们的文官武将，也纷纷加官进爵，皆大欢喜。

可惜的是，平定齐万年叛乱的孟观，因为站队赵王司马伦，被夷三族......

这一切完成之后，齐王司马冏留在洛阳辅政，成都王司马颖回邺城，河间王司马颙的军队回长安，长沙王司马乂也留在洛阳。

公元302年12月，河间王司马颙的长史李含，想复制孙秀的成功路径，便挑唆河间王司马颙：

“不如发布檄文，号召长沙王司马乂讨伐齐王司马冏，长沙王必败。然后您名正言顺的出兵讨伐齐王，成功后废除皇帝，拥立成都王司马颖为帝，您来做宰相主持朝政。”

一旦河间王司马颙做了宰相，李含做为嫡系长史，必然要协助处理朝政，成为第二个孙秀。

之所以绕这么大一圈，是因为成都王司马颖和长沙王司马乂，都是晋武帝司马炎之子，正儿八经的皇位继承人。而河间王司马颙是司马懿弟弟司马孚的孙子，不能继承皇位的旁支宗室。

他们的计划很周密，唯一没有想到的是，长沙王司马乂竟然灭了齐王司马冏，掌控了洛阳，

公元303年7月，长沙王司马乂调李含为河南尹，随即杀死，河间王司马颙大怒，命张方统兵七万，联合成都王司马颖的二十万兵马，讨伐洛阳。

这一仗非常惨烈，一直打到洛阳城里缺粮，城外死人堆积如山。

公元304年春，东海王司马越在洛阳发动政变，逮捕了长沙王司马乂交给张方，张方把长沙王司马乂架在火堆上烤死，随后“掠洛中官私奴婢万馀人而西。”

此战过后，成都王司马颖成为皇太弟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丞相，但仍然留在邺城，河间王司马颙做了太宰、大都督、雍州牧，继续镇守长安，而东海王司马越掌控了洛阳朝廷。

此时的晋朝，成都王司马颖是实力最强、地位最高、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，掌控洛阳朝廷的东海王司马越非常忌惮，便在公元304年7月，召集十几万兵马，拥簇着皇帝司马衷，北上讨伐邺城。

结果两军刚一接触，东海王司马越便战败了，连侍奉司马衷的嵇绍都被拉下来杀死，鲜血溅了司马衷一身。

后来侍女要给他换衣服，司马衷说：“嵇侍中血，勿浣也”，这就是文天祥在《正气歌》里写到的“嵇侍中血。”

至此，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颙，分别驻扎在邺城和长安，双雄并立。

八王之乱的最高潮，到此也就结束了。

三、

自从贾南风死后至今，不过短短四年时间，司马氏诸王的战争却造成极大的破坏。

连年爆发的战争，导致司马氏诸王的军队战死数十万，每次角逐出胜利者，还要把失败者夷三族，洛阳城里经常是成千上万的杀。

而且司马氏诸王出兵作战，行军路上必然免不了抢掠民间钱粮，战场的方圆百里也是尸横遍野，这就给民间经济造成惨烈打击，进而催生饥荒和瘟疫。

这三个大杀器造成的死亡，可能是战场死亡的十倍以上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天灾也来凑热闹。

公元295年，荆、扬、兖、豫、青、徐六州大水。

公元296年，关中饥、疫。

公元297年，雍、秦二州大旱，疾疫，米斛万钱。

公元298年，荆、豫、徐、扬、冀五州大水。

连年灾荒+连年大战，结果就是数百万流民在千里赤地上行走，一幅末日景象。

最重要的是，连续不断的战争和政变，直接把晋朝的权威摧毁殆尽。

为什么皇帝要坐在深宫里不出来？

因为不和大众接触就能保持神秘，神秘容易让人产生敬畏，以至于大众都不知道，皇帝也是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。

为什么地方要听朝廷的、蛮夷要听中国的、军队要听皇帝的？

归根到底是因为所有人都信任你，相信你有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即便时机未到解决不了问题，也能用强硬的手段，解决制造问题的人。

以上两点就是皇帝权威的来源。

现在司马氏诸王内讧不止，几乎没有表现出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打了四年都没有角逐出最强者，说明也解决不了制造问题的人。而洛阳数次破城，司马衷被视为傀儡，更是皇权衰落的象征。

例如侍中嵇绍遇害前，司马衷和士兵说：“忠臣也，勿杀”，但士兵说：“奉太弟令，惟不犯陛下一人耳”，然后当着司马衷的面，杀的他的忠臣。

皇权衰落，意味着朝廷权威衰落，国家信用破产。

这样的皇帝，大众如何相信他是英明的？这样的朝廷，大众如何相信它是能解决问题的？

礼失求诸野。

既然皇帝和朝廷都丧失了权威，便有了司马氏诸王起兵争权。司马氏诸王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不行，更低一层的枭雄们便有了野心。

早在孙秀辅佐赵王司马伦的时候，因为司马伦“素庸愚”，孙秀就能以司马伦的名义掌控朝政，就连司马伦颁布的诏书，孙秀都能随意更改。

后来诸王混战天下大乱，蛮人张昌起兵占领江夏郡，随便抓了一个县吏，给他改名为刘尼，然后号称汉氏后裔，招募数万人准备兴复汉室。

出身太原王氏的王浚，做到安北将军、都督幽州诸军事，也认为天下要大乱，便把一个女儿嫁给段部鲜卑的首领段务勿尘，另一个女儿嫁给宇文鲜卑的大将素怒延，准备结交外援，南下争天下。

定居山西的匈奴右贤王说：“今司马氏骨肉相残，四海鼎沸，复呼韩邪之业，此其时也”，他们要趁乱起兵，恢复匈奴曾经的霸业。

民心汹汹、群情鼎沸。

从人心安定到出现争夺中枢政权的野心，再到天下人出现改朝换代的野心，不过短短四年时间。

四、

公元304年底，安北将军、都督幽州诸军事王浚联合并州刺史、东赢公司马腾，从北、西两个方向进攻成都王司马颖。

邺城在华北平原上，几乎无险可守，而幽州和并州都是山河形盛的地方，进可攻退可守，所以面对王浚和司马腾的进攻，成都王司马颖一边命北中郎将王斌迎击，一边派匈奴左贤王刘渊回去征发匈奴兵马，抄司马腾的后路。

按道理说，成都王司马颖的策略没问题。

但他没有想到的是，鲜卑部族加入了中原混战的战场。

和王浚一起南下的有段部鲜卑骑兵，东赢公司马腾听闻匈奴归顺了成都王司马颖，也向代北的拓跋鲜卑求援。

而成都王司马颖寄予厚望的刘渊，回去以后就出任匈奴大单于，半个月间聚众五万人，定都离石，并打开格局，放弃恢复呼韩邪霸业的愿景，决定效仿汉高祖、魏武帝，创建一个真正的中华帝国。

此消彼长之下，威风赫赫的成都王司马颖败了，拥簇着皇帝司马衷逃往洛阳。

此时镇守洛阳的，是河间王司马颙的嫡系大将张方，所以此战过后，皇帝司马衷便落入河间王司马颙之手，同年12月迁都长安。

河间王司马颙成为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张方做了中领军、录尚书事、京兆太守，以寒门武将的身份得到和孙秀一样的地位，而成都王司马颖和民国军阀吴佩孚似的，再无翻身的机会。

从这里就能看出来，胡人部族内迁是五胡乱华的历史进程，八王之乱导致晋朝兵力不足需要借助胡人兵力，是五胡乱华的决定性因素。

公元305年7月，兵败一年的东海王司马越传檄天下，纠集兵马讨伐河间王司马颙，被关东的刺史、将军们推举为总盟主，随后出兵西征。

这个时候，河间王司马颙犯了一个错误，以为在关东烧杀抢掠都是张方做的，只要杀了张方，就能和东海王司马越谈和。

结果河间王司马颙杀死张方之后，东海王司马越派出的兵马一看，长安没有大将了，真是天助我也，立即攻破潼关占领长安。

公元306年4月，河间王司马颙兵败，东海王司马越成为八王之乱的最后赢家。

五、

整整六年，终于结束了。

然而经过六年的战乱，天下人的野心都被激发出来，权威跌落的晋朝，已经没有威信更没有力量来约束天下人，重建秩序了。

于是匈奴大单于在并州招降纳叛，“胡晋人皆归之”，并以汉朝外甥的身份建立汉国，自称汉王，定都左国城。

做过奴隶的羯胡石勒，和牧帅汲桑一起加入公师藩的队伍，打着“为成都王复仇”的旗号纵横河北，招揽了大量司马颖旧部。公师藩死后，石勒追随汲桑攻破邺城，放火焚城而去，大火半月不熄。

汲桑兵败后，石勒投奔了刘渊，被封为督山东征讨诸军事，从此鹰扬河朔，逐渐建立起后赵国。

可以说，晋朝崩溃以后，北方势力和成都王司马颖有极深的关系，唯一的区别是，寒门精英、流民、军人从追随司马氏诸王谋前程，改换门庭到胡人领袖麾下，追随他们博功名。

南方势力则出自东海王司马越幕府。

公元307年，出身琅玡王氏的司徒王衍，通过东海王司马越的关系，任命弟弟王澄为荆州都督、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，兄弟三人搭建起琅玡王氏的狡兔三窟。

而东海王司马越封琅玡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、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，镇守建业。司马睿的根基薄弱，便以琅玡王氏的王导为谋主，联合不被晋朝世族接纳的江东世族，初步割据江东。

四年后，刘渊和石勒的军队攻破洛阳，制造了“永嘉之乱。”

曾经归附东海王司马越的世族，纷纷南下投奔琅玡王司马睿，他们和江东世族逐渐合流，建立起“王与马共天下”的东晋割据政权。

至此，晋朝的统一局面，最终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。

整个过程一环扣一环，缺了任何一个变量，历史都不是这个样子的。

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，是司马氏诸王混战导致朝廷权威沦丧，让胡人、寒门、世族的枭雄们再无顾忌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司马氏把曹魏的权威踩在脚下而崛起，以自己的权威沦丧而衰败，也算是君以此兴必以此亡了。

再引申一点，俄罗斯的普京以平定国内叛乱而崛起，现在遭遇了一场雇佣兵叛乱，虽然双方谈妥了条件，但经过这件事，普京无可置疑的权威，必然出现松动。

以后的俄罗斯，可能要和晋朝一样出大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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